王韬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、改革家和教育家，被称为“中国新闻之父”。他从成年起就开始从事西学东传的工作，通过翻译西书、创办报纸、撰写文章、主办考课等方式，促进了西学和近代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传播。同时，他又在香港帮助理雅各从事中国经典的翻译，在出访欧、日期间，自觉地宣扬中国传统文化，为推
作为跨文化研究的课题，作者自觉采用“跨文化”与“跨文明”观念，坚持“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”立场，通过“原典实证”办法，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就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而言，已经形成了多种研究路径，既可以凌空蹈虚，进行抽象的理论推演，也可以根据某种理论进行依于其理论的微观比较，还可以通过文献的考证，还原文化交往的若干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。在资料条件许可的条件下，我更倾向于用后者进行研究。从文献学的角度考察《王韬研究》，可以发现该著作由于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之上，把王韬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。
这本书还原了王韬思想生成的背景，准确揭示出王韬思想转化的过程性特征。一个人思想的演变，既受外在环境的制约，又受主体个人条件的制约；而且随着环境、个人经历的变化，人的思想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。王立群对于王韬思想的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，体现出思想深化的明显过程特征。在第一章中，我们可以看出王韬对西方文化的第一反应确实是“直觉的欣赏与内在的抗拒”；在《漫游随录》中，他对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表现出强烈的好奇、欣赏甚至羡慕的态度。但是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的传统民族观念植根于他的头脑当中，正如王立群所说“这绝对不是一杯葡萄酒或是一曲小提琴曲就能轻易化解的”。王韬由于长期在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，接触到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文思想，不断冲击着原先固有的文化观念，渐渐开始公正客观地评价西方文化，接受其影响，甚至生活方式也逐步西化。流亡香港期间，对欧洲的实地考察，使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更实际的感受，认识更加深刻，逐步改变了大清帝国为天下中心的文化观念，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近代国家观念，并把这些观念通过《循环日报》传播出去，也贯彻到格致书院的日常教学当中。由于鸦片战争，中国开始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；王韬由于国学深厚却科举失利，才能鬻技于洋人。在这一过程当中，他不断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，又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参与近代中国的变革。王韬首先是一个被改造者，同时又是一个改造者。王立群通过系统的考察，揭示出王韬一生活动的必然性，对于认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具有典型意义。
这本书由于掌握材料全面，澄清了一些模糊的认识。例如，关于王韬与日本的关系，多数学者依据《扶桑游记》立论。其实王韬关于日本的认识始自墨海书馆时期，在香港时期认识进一步加深，《扶桑游记》仅是亲身体验。在这一线条上，《扶桑游记》可以说是作为结果出现的。王立群的这一考察证据确凿，结论可信。更重要的是凭借丰富的资料，可以深入到人物心里，对其内心的复杂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。例如，上海墨海书馆时期的生活对于探讨王韬早期文化心态具有重要价值，对于解剖早期传统知识分子心态具有典型意义。但在王韬的记述中，存在着很大的矛盾。占有材料如果不全面，必然出现一叶障目现象。王立群通过考察，发现王韬在旧友面前猛烈抨击西人西学，在上海新交面前极力赞美西方文化，人格处于分裂状态。而《王韬日记》则展现了一个近似本来面目的王韬：他与传教士友好相处，获取大量西学知识，而且生活方式逐步西化。王立群对这种现象背后的心理动机做了准确的阐释，对早期知识分子由传统到现代转换的艰难心路历程做了清晰描摹。这一问题的解决在方法论上也有启示意义，学术研究要靠文献说话固然不错，但是文献如何使用，也很重要。首先要全面占有材料，除了个人著述外，还应兼及外围背景资料，这是前提；其次是科学解读著者材料，放在具体的文化场域中，要有历史感。
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的西传给予了特别关注，抓住了口岸知识分子不同于政府使者的文化自觉特征。王韬传播中国文化，主要表现在翻译中国经典和在欧洲讲学两方面。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，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，但是出于了解中国的需要，西方的学者也在进行中国文化典籍的翻译。理雅各是成绩特别突出的一位，其翻译著作至今仍是英译汉籍的经典，在西方学术界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。在理雅各的班子中，王韬是支柱成员，以致理雅各即使心疼所付的薪水，也没有办法。可以说，理雅各的翻译著作凝结着王韬的辛勤劳动。王韬在欧洲游历期间，也抓住各种机会积极宣传中国文化，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，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。以往的王韬研究多关注其西学东传的作用，王立群对王韬东学西传格外关注。这些研究对于全面理解王韬的文化活动，具有重要意义。《王韬研究》之所以能够关注到这一点，与她全面掌握解读相关文献是密切相关的。
文无完文，该书还有一些问题可以讨论。相对于比较文化研究中讲究观念创新、理论创造不同，文献学的研究方法还强调学术的积累，能够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他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某种路径，《王韬研究》已经意识到这一点，但是做得明显不够。附录提供的资料，应该具有回溯价值，也就是说其他读者可以通过目录获取已经看过的知识。《王韬研究》做得不够详尽，没有发挥应有的价值。例如第五章共有三个附录，分别是《格致书院创办经费统计表》、《格致书院特课与季课历年获奖考生名录》、《上海格致书院春秋特课命题人名单》。这三个附录对于了解格致书院的经费来源、考生的地理分布和格致书院独特而有效的考核制度至关重要。作者已经进行了仔细的统计，得出了准确的结果。但是均未交待出处和资料来源，使后来者无从稽核，也无法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查找利用相关资料。与此类似的是，非常有价值的两个附录应该做而没有做，留下一大缺憾。一是关于王韬年谱的缺陷问题。在导言中，王立群在论述王韬学界的研究现状时，指出张志春《王韬年谱》的出版，将王韬生平的研究推向深入，“对于后来者的王韬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”，但是也有两个缺憾：“即使是王韬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事件，如果他本人没有留下记载，作者就只能付之阙如。另一方面，王韬有时会对过去的某些情况进行文饰或者出现记忆错误，由于作者过分相信王韬本人的叙述而不进行进一步的考证，这就导致在年谱中这些错误信息同样出现。”年谱作为基础资料，一直为学界所重视。对于不是王韬的专题研究者而言，如果依据的年谱出现资料错误，征引时极易出现以讹传讹的现象。从前述王立群对王韬复杂性的心态的解读中，从书中对柯文教授观点的商榷中，可以看出她的论断根据充分，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得出了合乎事实的结论。对于利用《王韬年谱》的学者而言，王立群掌握的正确资料具有重要价值。但在文中，她并没有将《王韬年谱订误》列为附录，极大地限制了这些资料价值的发挥。
再一个就是中国第一份报纸《循环日报》的问题。以往的研究者大多未能阅读到该报，王立群经过艰苦的调查，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和日本等地，得到了《循环日报》三分之一的出版页。这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事情，得到的这些珍稀资料也是研究王韬新闻思想和实践必不可少的依据。对于这样的珍稀资料，非常有必要在附录中予以体现。要么进行详细的提要，使大家看到现存《循环日报》的概貌。要么把已经收藏到报纸的期号以及原收藏地罗列出来，以便后来研究者按图索骥，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。从文献学的角度看，以上两个附录应该是必不可少的。
在研究中，《王韬研究》在某些地方对于前人成果标识不够清楚，以致某些环节难以准确判定论文的创新度。我们知道，对于前人尚未涉足的领域，任何研究都可以说是创新之举。而一旦别人已经有所涉猎，那么大路边上的问题也往往被别人研究过。一旦研究过，再推进一步就可能比较困难，也就是经常出现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的情况。这从书后开列的参考文献和脚注的差别中可以看出来。书后所列参考文献很多，而且不少与作者论题有关，但在行文中，除了柯文《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――王韬与晚清革命》外，一些地方并未标注当代人的研究成果，从文献征引规范来说是欠妥当的。比如第一章附录有《墨海书馆传教士考述》、《与王韬联系密切的上海“口岸知识分子”考述》二文。在这些传教士或“口岸知识分子”中，有很多都是知名的文化名人，汉学界的成果已经非常丰富，但未能在“考述”中体现在出来。与此相关的是，在2003年后，出现了大量相关的王韬研究，也出现了与《王韬研究》大量的“英雄所见略同”现象。这或许牵扯到学术界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学位论文的学术效力问题。关于学位论文的学术效力，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，有的学者主张通过答辩就算已经发表；有的主张不算公开发表；大多数人的观点在二者之间。而学术论文出版往往有一个滞后期，一般三年，甚至更长。由于这些属性，导致学位论文的成果难以为社会所利用，而新出的研究成果使原作者处于左右为难的状况。这种现象学术界也有研究并加以解决的必要。
作者单位：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
（本文编辑 张云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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